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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人类世问题上，气候史学界关心陆地物种的整体史信息，尝试标识自然史上的“标记”物种。谭卫道是西方自然史开拓者之一，《华中与藏东旅行日志》记录了人类世行进期穆坪地区的物种信息，展示了一个以中国特有物种大熊猫为主的物种“沉积层”，揭示大自然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处于守势的状态。近距离阅读《华中与藏东旅行日志》，主要目的并非还原历史，更无意于解决历史疑难，而是从物种整体史的角度，强调大熊猫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哺乳动物，对于深化人类世和生态环保等议题的科学讨论具有标记式价值。
关键词
人类世; 中国大熊猫; 谭卫道; 《华中与藏东旅行日志》; 穆坪; 生态
“一种独特的哺乳动物”一说出自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（Muséum national d’histoire naturelle）前负责人、动物学家阿尔封斯·米勒—爱德华兹（Alphonse Milne-Edwards，1835—1900）的一本动物学指南，专指谭卫道（Jean Pierre Armand David，1826—1900）在19世纪发现的新物种，拉丁学名为Ailuropoda melanoleuca，俗称“大熊猫”。
自保罗·克鲁岑（Paul Crutzen，1933—2021）正式提出“人类世”这一术语以来，科学界对该术语以及与生态环保相关的议题多有讨论，科学家普瓦文（Nicolas Boivin）和克劳瑟（Alison Crowther）建议引入历时数据和信息来建构一种更为合理的人类世模态。年鉴学派一贯主张“整体史观”，亦尝试有所回应。本文旨在强调大熊猫作为一种科学界长期观察和研究的对象，其相关知识对于地球物种知识模态的科学建构具有重要价值，为此力图避免一切暗示大熊猫知识是西方向中国人“揭示”的“西方中心主义”倾向，也无意讲述大熊猫知识史，而是尽量从生态—环境角度入手，讨论人类世物种模态建构问题。循此思路，本文先从谭卫道个人档案入手，考察他的科学志向是否坚定，接着研读《华中与藏东旅行日志》，考查谭卫道发现这一物种的过程以及1869年之后相关信息和知识在西方科学界的传播状况。在直接提取大熊猫信息和做环境信息分析基础上，本文尽量从生态—环境角度而非社会—经济角度讨论大熊猫作为一种独特物种的科学研究意义。
一、谭卫道档案与《华中与藏东旅行日志》：一批有科学价值的生态资料
据谭卫道生前所立遗嘱，他的家族将他的个人档案赠予法国巴黎遣使会。这批档案如今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修会档案馆，文献起始时间涵盖谭卫道的生卒年份，非常完整，共9箱。
A箱是个人出生证明及履历、婚姻状况、唁电、生前身后发表的期刊文章和科学报告。C/1和C/2两箱保存1867—1898年的函件，私人函件分两类：第一类是谭卫道与法国各类科学机构之间的往返函件，比如他与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和法兰西工学院（Institut de France）同事之间的通信；第二类是他与伦敦动物学会（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）等国外科研机构成员的往返函件。D箱基本是《自然史博物馆新档案公告》（Bulletins des nouvelles archives du Muséum），内有谭卫道的科学研究成果。F箱文献的内容更加有趣，内有五个信封，编号从2A—2Z，分别是与野生动植物相关的文献，还有一些昆虫清单，有来自叙利亚的，也有来自中国的鞘翅目昆虫，还有1862—1870年在中国观察到的鸟类目录，其中大部分已经送交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鉴定，此外还有欧洲和拉丁美洲昆虫标本，最后是大量植物标本。出人意料的是，文献中附有注释，是谭卫道应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（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）之约，为建构中国自然史而写的。这部分文献内容丰富，足以说明这位修士探险家具有普世情怀，也有开阔的文化视野。G/1和G/2箱主要是文章或样稿。H箱是纯宗教文献，有退省（祷告和默想方面）、圣文的美德或灵修等内容。I箱文献比较庞杂，有科学文献，也有法国科学机构或政府机构的资助证明或授予荣誉称号的证书。J箱正是著名的《华中与藏东旅行日志》，上面有作者亲手所写的“Moupin”字样。
《华中与藏东旅行日志》为线装手稿，深蓝色硬皮封面，共75页，无页码，写于1869年2月28日至11月22日，即谭卫道在四川宝兴穆坪逗留期间。他后来向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学术委员会解释，穆坪生存环境艰苦，勘探过程偶遇极端天气，日志用铅笔书写，极为潦草不清。确实，《日志》大部分页面笔迹模糊，难以辨认，时有删改，穿插着密密麻麻的注释，没有任何图画或照片，阅读起来十分困难（如图2所示）。《日志》至今尚未公开发表，原件保存在巴黎遣使会档案馆多年，罕为科学界所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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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 《华中与藏东旅行日志》的封面，谭卫道在穆坪所写，现藏于巴黎遣使会档案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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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 《华中与藏东旅行日志》内页，无法辨认的页面样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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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谭卫道：一位献身科学的法国修士
谭卫道1826年9月7日生于法国巴斯克地区巴约讷（Bayonne）附近的埃斯佩莱特（Espelette），1848年在巴黎遣使会初修，1850年发愿，立志赴远方传播福音。不过意大利萨沃纳遣使会初级学校自然科学教师的职位空缺，需要他前往，因此他在10年后才实现赴远方传教的梦想。在意大利任教对于谭卫道来说是教学相长，他夯实自然科学知识，在学生的协助下建构科学分类框架，并掌握动物标本剥制术。他后来在穆坪土司寨传教，也鼓励当地学生学习这一技术。他虽终生服务于遣使会，但科学界却一直将他定位为一位杰出的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。他与19—20世纪许多法国传教士一样，为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系列藏品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，是法国自然史的开拓者之一。
如I箱档案所示，谭卫道在华期间，多次获得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的资助，开展科学研究，与当时著名比利时籍学者阿尔封斯·米勒—爱德华兹保持通信联系。米勒—爱德华兹是医学博士、教授，先后担任巴黎科学院（Faculté des sciences de Paris）教务长和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馆长（Muséum national d’histoire naturelle）。他是法国现代生理学学科缔造者之一，主要研究领域是软体类动物和甲壳类动物。他于1838年当选科学院院士，出版《解剖学与生理学课程（1855—1881）》一书，1869年成为动物学教授，承担哺乳类和鸟类知识教学，并负责巴黎植物园附属动物园（la Ménagerie）的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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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 在华期间身着中国服装的谭卫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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谭卫道在华期间发现大熊猫、麋鹿（Elaphurus davidianus）、中华鲵（Salamandre de Chine）等物种和另外60多种鸟类。此外在植物学史上，有70个物种采用他的姓氏来命名，这是非常罕见的，足以说明他的科学成就和学术贡献是不容置疑的。法兰西工学院和法国政府均认可这一事实。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菲力克斯·福尔（Félix Faure，1841—1899）接受法国公共教育、美术与信仰部（Ministère de l’Instruction publique， des Beaux-Arts et des Cultes）部长的建议，授予谭卫道荣誉骑士称号。
令人遗憾的是，谭卫道的动物学研究成果卓越，却为世人所遗忘。这可能是因为他既为灵牧，又是科学家，身份尴尬。作为灵牧，难以为世俗所重视，加之当时法国科学界普遍反教权；作为科学家，他持进化论，又与教会创世论相悖。1888年4月8日，他在天主教科学大会（Congrès scientifique catholique）上作报告，支持达尔文的进化论，遭现场听众喝倒彩。不过过度夸大教会对科学的敌意是不可取的，教会实际上并不反对修士从事自然科学研究。我们还是回到《日志》本身，讨论科学问题。
三、1869年的穆坪小社会和区域生态状况：人类世在行进
（一）居民结构及其生活状况：多民族聚居的农业社会
清政府禁教期间，地方官员限制穆坪土司为传教士提供庇护，遣使会只能在宝兴邓池沟创办初修院，已有60年之久。生活艰辛，但谭卫道并无过多怨言，毕竟天主教在川流传遇到文化调适问题并非遣使会独有，也非19世纪才出现这一情况，巴黎外方传教会1760年代进入四川成都，早碰到类似问题。
谭卫道在穆坪生活了大概9个月，《日志》透露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状况。1869年的穆坪仍然不安宁，当地居民时向谭卫道传递信息，“官府缺乏善意”，成都官员试图说服土司“消灭土司寨中的基督徒”。于是谭卫道对当地人和汉移民有了一种直观的区分，前者是当地主要居民，记为“manzu”或“barbares”。“manzu”是汉移民对当地人的称谓，这说明双方的文化感知和适应过程是相当长的。谭卫道还注意到藏东嘉绒地区的居民并非汉人，也非藏人。即使毗邻藏区，信奉藏传佛教，但他们可能是与中古党项人通婚的羌族中的一支。在农业方面，当地人种植玉米、小麦、荞麦，饲养牦牛、奶牛、山羊、绵羊和“小种”马。至于汉人，谭卫道在《日志》开头就写道：“中央帝国的居民尽管风俗习惯与当地人不同，尽管也有‘缺点’，但是他们勤奋，精力充沛，迅速进入这片土地，并在此扎根。”
《日志》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自豪感，肯定法国的农艺学成就，赞扬传教士在当地引种土豆和欧洲甘蓝。据谭卫道称，当地人以这些西方食品为生，他丝毫没有意识到，法国传教士实际上与汉人一样都处在文化调适过程中。传教士与当地人同甘共苦，初修院修生种植玉米、荷兰豆、土豆等蔬果作为主食，稻米只能到四川平原购买。在蛋白质摄入方面，《日志》提到猪肉，这是初修院唯一的肉食。令人吃惊的是，修生竟然在修院厨房内酿制玉米酒和葡萄酒。
《日志》也间接反映文化活动与福音之间的连带关系。比如“山民”方神父的近邻和初修院学生们常协助谭卫道解决日常生活问题，为他从事科学研究提供帮助；当地有不少农民皈依信仰，1869年4月底芒种时分，50多名“基督工人”慷慨帮助修生种地等诸如此类的轶事。
（二）生态状况：处于守势的大自然
谭卫道在《日志》和1871年送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的一份报告中，将穆坪描写为“失落的大自然”，对其自然生态状况之良好不吝溢美之词。他刚到穆坪不久，《日志》中便记录多处“世间难觅的、尚有参天大树之山谷”，只有“土著”。至于他如何下此论断，我们无从得知，估计是婉转批评发生在低海拔地区森林被大面积砍伐的现象，并指向其责任人：汉移民。他们进入低海拔地区，在穆坪土司的支持下从事冶金活动，对环境和生态产生不良影响。谭卫道旅居穆坪期间，初修院16公里外便有多处采矿点和一座铸铜厂。
山顶的自然景观与山谷截然不同，山上树木茂盛，郁郁葱葱，尤其是谭卫道常去的邓池沟红山顶高原。红山顶高原海拔在800—2500米之间，盛产高大树木，以冷杉和其他硬木、巨衫叶松柏目植物为主。1869年3月15日，谭卫道在附近山头远足，在海拔约2500米处发现了一种新冷杉属树木（Abies），也可能是冷杉的亲近种属。5个月后，他在红山顶海拔4000米处再次看到了新树种：两棵针叶树，分别为泡杉木（Pao-cha-mou）和铁杉木（Thié-cha-mou），前者有球果且质软，后者是一种质地非常坚硬的杉树。
此外山涧中淤积大量腐烂的树干，说明那是一片原始森林，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几乎为零。树木自然衰老，自根部腐烂，倒伏成一个沉积地带。这种树木生态与当代学术界的森林自然生态评估标准高度吻合。在那里遇到大量罕见动物也就绝非偶然，尤其是灵长类动物，如藏酋猴，谭卫道记为“Macavus Tibetanus”。此外熊类、野牛类和虎类众多。《日志》还不时出现“野生竹林茂密”的字样，遗憾的是，目前无法确定这些竹林的具体位置。
不过即使在这样一处生态良好的大自然天堂中，还是可以观察到人类活动的痕迹。当地人有伐木的习惯，越往西行走，森林越是稀疏。伐木现象即使无法从量上加以估算，也可以从垦殖的规模加以推算。黑麦、荞麦和玉米等农作物普遍种植，烧秸制肥的做法流行，四处可见人类活动的痕迹。《日志》还提到土司发布禁猎令，难道是当地过度狩猎，威胁到野生动物的生存，引起土司的关注？答案是否定的！禁令不过是一纸空文。《日志》显示，动物界受到人类活动的严重干扰，尤其是某些种属。
据《日志》，除了大熊猫，穆坪还有如下18种哺乳动物：华北豹（Panthera perdus japonensis）、小熊猫（Ailurus fulgens）、贡山羚牛（Budorcas taxi color tibetana）、“野牛”（boeuf sauvage）、藏酋猴（Macaca thibetana）、川金丝猴 （Rhinopithecus roxellana）、棕猴（singe brun）、藏羚羊（Pantholops hodgsonii）、林麝（Mosco nano）、藏熊（Ursus thibetanus）、老虎、花面狸（Paradoxurus larvata）、白足澳洲林鼠（Conilurus albipes）、盘羊（Ovis ammon）、水獭（Lutrinae）、亚洲野猪（Sus scrotal ssp. Vittatus）、猪獾（Arctonyx collaris）、小麂（Muntiacus reevesi）。
小熊猫栖息于树上或山洞，叫声类似人类幼童，被中国人称为“山车娃儿”，曾数量丰富，1869年极为罕见；贡山羚牛的中文名是“马头羊”；金丝猴因人类过度垦荒，1869年几乎绝迹；林麝被过度猎杀和捕杀，1869年之后数量稀少；《日志》中的野牛可能是“扭角羚”，和棕猴一样，在《日志》中被多次提及，但无特别说明。花面狸，又名果子狸，是穆坪汉人最喜欢的肉类，因此遭到捕杀。1869年穆坪几乎看不到林麝，猎人不得不到更偏远的地方狩猎。棕猴因破坏农作物被捕杀，甚至在谭卫道未到达穆坪之前，棕猴的数量已大为减少。《日志》提及一位老猎人应村民的要求，捕杀将近800只猴子。最后是水獭，其命运迥异，它们被捕获之后，被加以驯化，和鸬鹚一样为人类捕鱼。
四、大熊猫：“一种为科学而出现的新熊”
1869年3月21日，谭卫道在写给米勒—爱德华兹的信中提到大熊猫，采用了“一种为科学而出现的新熊”这一说法。然而，我们不能因此夸大谭卫道的贡献，即便从严格科学意义上讲，是谭卫道“发现”了这个物种，可实际上，有关大熊猫的知识早已为中国人所知，即使这种知识的传播范围仅限于穆坪当地人和当地汉移民。
（一）中国“白熊”的各种称谓
中国历来有关于大熊猫的记载，《尔雅》中的“白豹”（貘）是大熊猫，另外《说文解字》也提到四川“黄黑熊”。中国古代关于大熊猫体态和生存状况的描写，虽非出自现代自然史专业研究者之手，但各种文献之间仍然能够形成互证。西晋（265—316）时期，熊猫被称为“驺虞”，因食竹，对其他物种不构成威胁，故被认为是仁兽。中国文学家和哲学家郭璞（276—324）注《尔雅》曰：“似熊，小头庳脚，黑白驳。”他还提到它们栖息四川邛崃山。而谭卫道1869年才到达四川，距西晋有约1500年的时光。在法国，谭卫道还没出发之前，雷慕沙（Jean-Pierre Abel-Rémusat，1788—1832）已根据一份中国百科全书勾勒出熊猫的原型。他在《亚洲杂纂》中根据18、19世纪西方动物学家的观点，将“貘”描述为一种“东方奇蹄亚目哺乳动物”（un tapir oriental），并附图如下（图4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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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4 1824年，雷慕沙笔下的中国大熊猫，一种“东方奇蹄亚目哺乳动物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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谭卫道到达穆坪之后，从康定东部猎人口中得知当地人把大熊猫叫作“白熊”。他在1869年4月1日函件中写道：
猎户给我带来一只白熊，是成年熊；它的毛色与我见过的幼熊非常相似，只是毛皮的黑色部分不太清晰，白色部分有些脏。
（二）谭卫道的意外发现及其后续的自然史观察
谭卫道确实是“偶遇”大熊猫。1869年3月11日他外出远足，受邀到李姓猎户家中喝茶品尝糖果，在那里看到了大熊猫。不过他当时见到的仅是一张“黑白熊皮”，可能悬挂于墙壁之上。他惊讶地写下，这是“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物种”。李猎户承诺，会尽快捕捉一只，满足他的好奇心。3月23日，李猎户果然为他带来一具大熊猫尸体。谭卫道在《日记》中使用“食肉”一词，欧洲自然史学者据此将大熊猫划入“食肉目”。然而我们现在都知道大熊猫是以竹子为主食的，应是“食草目”。该词说明谭卫道及其同时代自然史学者对这一动物的认识存在偏差。
谭卫道对新物种非常感兴趣，不惜重金招募十几位猎户，限期上山捕捉。尽管“稍有延迟”，他还是在12天后，即4月1日看到了幼熊尸体。这也说明大熊猫早已在谭卫道居住的山谷中绝迹，需要到更远的山谷捕杀。猎户送来尸体时，向谭卫道索取高价，并解释说路途太远，无法送来活体。尽管如此，谭卫道还是有机会亲自观察这一物种，并成为首位描述这一物种的西方人。他根据大熊猫的毛色和多毛的爪子等无可辩驳的生理特征，推断这是一种新熊。这一论断后来在西方科学界引起争论，持续多年，影响深远：
猎户们带来一只白熊幼熊尸体（Airulopus melanoleucus）。捕捉到的时候是活着的，为了运输方便而被杀死。他们高价售予我的这只年轻白熊，除四肢、耳朵和眼圈是黑色之外，全身白色，与我在李猎户家中看到的成熊一样。因此这是一种新熊，不仅其毛色非常特别，熊爪毛茸茸，也非常特别，此外还有其他特殊的外在特征。
一周后，谭卫道又得到一份新标本。这回是一只成熊，身体特征与之前看到的幼熊一模一样。谭卫道熟悉生物测定步骤，他对熊猫的特征做了科学分析。他在日志中强调，新熊头大，鼻圆且短，与“北京熊”，即颈部有一圈白色毛纹的亚洲黑熊（拉丁学名Ursus thibetanus）不一样，后者鼻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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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5 1869年3月23日日记片段，记录猎户将一具大熊猫尸体送给谭卫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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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月7日，谭卫道终于看到活熊。他立刻观察熊的行为，“性格温和，与小熊无异”，接着他解剖大熊猫，观察到胃部填满树叶。这一步骤在现在看来是疯狂的，不过这是当时自然史学家的普遍做法。这种观察手段在科技落后时代是有必要的，否则谭卫道还会继续误以为此物种是食肉动物。随着观察的深入，谭卫道对新物种有了更深入的认识，特别是对它的饮食结构有了更全面的了解。几天后，猎户向他证实，熊猫是纯粹食草动物。1871年，谭卫道向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呈送报告，确认这一点，并指出熊猫依据时令和食物情况，主要以植物、水果、叶子、嫩芽、野生竹笋为食。
当下科学界的主要疑难是，无法划出大熊猫当时的栖息范围。唯一能够确定的是，大熊猫在当时已经受到捕猎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威胁，栖息范围缩小。4月1日为谭卫道带来熊猫尸体的猎人证实，“以前熊猫数量很多”，但他说不清楚什么时候“（穆坪）山谷中有很多大熊猫”。1869年在人迹罕至、“树木茂盛的”红山顶还是能碰到大熊猫群落的。其他猎户也证实，捕捉到熊猫的机会比捕捉到西藏熊的机会大多了。
（三）征服西方科学界的大熊猫
谭卫道在穆坪的考察活动持续了将近6个月。1869年8月28日，他将研究成果装进三个大箱子，打算从成都寄往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。四川主教的脚夫恰好在成都，10月初顺道将三个箱子带到武汉汉口，从那发往巴黎。谭卫道在穆坪搜集到的标本多达几百个，里面应有不少大熊猫标本。据《日志》，起码4只熊猫，1只幼体和3只成体，其中至少1只雄性。然而据邮寄记录，谭卫道寄出“一只完整的成年雄熊标本和一只青年雌熊标本”。这与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保存的标本数量一致。可是《日志》中提到的另外两只大熊猫去哪里呢？是否因为运费过贵，无法寄出？
谭卫道在寄出标本之前，已将新发现告知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的同行，强调在科学界通报新物种知识的必要性。3月23日猎户带来第一具熊猫尸体时，他就写信请求公布新物种“黑白熊”（Ursus melanoleucus）的发现。米勒—爱德华兹高度重视，在1869年《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新档案》第5号公报中发布了相关信息。
原文抄录如下：
Ursus melanoleucus（谭卫道）
猎户称，该物种体型庞大。
耳短。
尾极短。
毛较短；四掌底多毛。
毛色：白色，耳朵、眼周、尾端和四肢呈黑棕色；两前肢的黑色毛发收至背部，呈窄条纹状。
我前天收到一只幼熊，此前看过成年熊的残缺毛皮。它们皮毛颜色相同，分布情况也相同。欧洲博物馆从未展出过这种物种。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熊。但愿这是一个新的科学发现！早20多天前，我就招募了十来个猎户，捕捉这种不凡的熊类。
4月4日。我得到了一只雌性成年黑白熊：它体型中等；白色皮毛略泛黄；黑色皮毛较之幼体颜色更深。
谭卫道判定新物种是熊科。从科学的角度看，这点非常重要，说明他具备从事自然史研究的专业素养。不过有一个小疑问：他在上述出版物中提到4月4日从猎人处得到一只雌性熊猫，然而《日志》并无相关记录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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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6 1869年9月，谭卫道寄给米勒-爱德华兹的雌性成年大熊猫标本，现藏于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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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7 谭卫道的大熊猫信息，截取自1869年《巴黎国立自然史博物馆新档案》第5号公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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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后，米勒—爱德华兹以个人名义在科学学术院每周例会上宣读《藏东几种哺乳动物备忘录》，介绍了大熊猫。他指出新物种的发现者是谭卫道，获命名为“Ursus melanoleucus”。不过他认为，从新物种的骨骼和牙齿特征看，新物种更接近“Ailurus fulgens”（即小猫熊）和“Procyon lotor Linnaeus”（即浣熊），因此他认为新物种属于猫科，并重新命名为“Ailuropoda melanoleuca”（等同于“大猫熊”）。
1874年，米勒—爱德华兹出版《哺乳动物自然史研究》（Recherches pour servir à l’histoire naturelle des mammifères）一书，用17页的版面向国际科学界宣布了大熊猫这一重大发现。他提供的大熊猫知识非常详尽，在未来几十年中一直影响国际科学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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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8 米勒—爱德华兹出版物中的大猫熊，即Ailuropus Melanoleucus或谭卫道的Ursus Melanoleucu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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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自然史研究者，凡涉及大熊猫，无不引述米勒—爱德华兹尤其是大英博物馆自然史部主任弗劳尔（William Henry Flower，1831—1899）和英国皇家学会哺乳动物学家莱德克（Richard Lydekker，1849—1915）的观点。他们在1891年共同署名发表专著《现存和灭绝哺乳动物研究入门》（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mamals living and extinct），肯定谭卫道和米勒—爱德华兹的大熊猫研究成果：
1869年谭卫道在藏东部穆坪深山老林处发现了一个极为稀有的物种，据称它以竹笋、竹子和其他蔬菜为主食。
至于大熊猫的科属问题，弗劳尔和莱德克同意谭卫道的观点，即大熊猫是“熊科”，而非米勒—爱德华兹认定的“猫科”。
尽管米勒—爱德华兹的判断有误，但他为传播大熊猫知识不遗余力，在欧洲举办多场学术研讨会，这点是必须承认的。1901年，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展出大熊猫头骨模型，自然史博物馆主任兰克斯特（Ray Lankester，1849—1929）发文支持法国同行米勒—爱德华兹的观点，对英国同行弗劳尔和莱德克提出质疑。由此国际自然史学术界围绕大熊猫展开了一场传奇式的争辩，激烈程度甚至超过棕熊归属问题的争论。学术界分裂为两大阵营：一方认为新物种是“亲熊科”；另一方认为是浣熊科，即偏肉食。学术界的争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，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“克分子”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，2017年美国田纳西大学生态科学家洛伦·M·里昂（Lauren M. Lyon）建构了大熊猫生态龛，确定大熊猫为熊科动物，才终结了这场世纪之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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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4-4-24 09: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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